港战打响后，学校停了课。爱玲和同学们参加了守城救护之类的工作，不仅可以解决膳食问题，而且可以填补因无所事事带来的空虚，于是她们纷纷当上了防空队员和救护员。当防空员时驻扎在冯平山图书馆，她看见了一本《醒世姻缘》，一连几天看得抬不起头来。图书馆的房顶上装着高射炮，成为日军轰炸的目标。一颗颗炸弹落下来，越落越近。张爱玲心想，至少等我看完了吧。
这一帮单身女郎，真是情态各异。一位女华侨，平时不同场合有不同的衣装，但她没有打仗时应该穿的衣服，这是她在战争中的最大忧愁。说来是个笑话，但这也是一种真实的女性心理，令人无限感慨。一个来自马来西亚的小美人，入学时天真得可以，问解剖尸体时死人穿不穿衣服。飞机一响，她就拼命喊叫，歇斯底里，吓得大家面无人色。战时粮食供应不够，也正因为不够，便有人努力地吃，张爱玲称之为健康的悲观。炎樱，在战争中欣然自乐，冒死上街看电影，在被流弹打碎玻璃的浴室里边洗澡边大声唱歌，像是在嘲讽众人的恐怖。人们都想到过死的可能性，而一旦真的有人受伤，众目睽睽之下的伤者因成为人们关注的中心而颇为自得。更有不少女孩子为驱散战争恐怖要抓住一点儿真实的人生而匆忙结婚了。战后香港报纸上的征婚广告密密麻麻，缺少工作与消遣的人们都提早结婚了，仿佛两个人在一起比独身一人更容易驱散战争的恐怖的阴影，但这似乎也降低了对精神的需求。食与性成为最基本、最真实的人生内容。男女同学之间的道德感也松弛了。学生们似无所事事，成天在一起烧饭、打牌、调情——带着绝望伤感的调情，有一次算一次的调情。男生躺在女生床上玩纸牌，大清早就闯入女生宿舍厮混。清晨的静寂中，不时传来娇滴滴的“拒绝”声：“不行！不嘛！不，我不！”其他人习以为常，绝没有大惊小怪，也无人愤愤不平。死里逃生的人的贪欢，人人都能理解，人人都会同情。透过这些故事，爱玲惊讶地发现：清坚决绝的宇宙观，不论政治上的还是哲学上的，总未免使人嫌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