桑塔格提到艾滋病隐喻时，提到社会代替患者构建出个人耻感，以及一种（同性恋）群体耻感，但似乎忽略了基于关系双方的意义抗争，不管是“传染”还是“恋爱”，以旁观者视角来看艾滋病便只是“双方”行为的后果；这种行为/后果在旋转舞台的呈现手段下交织产生新的意义：当两段关系处于（舞台视角的）统一物理空间中时，话语的意义空间也被扩大，疾病甚至摆脱了群体的镣铐（值得注意的是本剧始终未曾出现真正意义的群体关系），退化成完全基于身体和心灵的“侵略者”（而不是以耻感诘问），作为疾病的质问“为什么是我”也就浓缩至本源态，并且当他者提出“内心无病”时，疾病的隐喻似乎也就遭到了“理想社会”的质疑.     千禧年之后，我们都会被当做疯子.